他的与佛有缘

     1907年11月5日，赵朴初出生在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父亲赵恩彤，任过县吏和塾师，生性敦厚，家中作主的是母亲陈慧。家中设有佛堂，母亲每日早晨烧香拜佛；门前的水塘是她的放生池，里面放养着不少她买下的龟、鳖。
     1914年夏日的一天，七岁的赵朴初看到一只蜻蜓在蜘蛛网里挣扎，不一会儿，蜻蜓被越缠越紧，渐渐不能动弹。赵朴初转身到厨房找来一根竹竿，把蜘蛛网耐心地挑开，将蜻蜓救出。母亲见了，非常高兴，第二天带儿子去廨院寺烧香。
     佛事结束后，母亲与先觉师父闲谈，说起儿子会对对子了。师父听了，指着庙中的火神殿，出了一句上联：“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赵朴初想了想道：“观音阁观音大佛保佑黎民平安”。先觉师父笑了，对陈慧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赵朴初的表舅关絅之曾以同知（相当于地方政府厅一级长官）身份做上海道尹袁树勋的幕僚。二次革命失败后，关絅之接到上海镇守史郑汝成逮捕孙中山的密令，作为同盟会会员，他悄悄地让公廨秘书杨润之通知孙中山转移，并故意拖延发捕票的时间。孙中山脱险后，曾亲笔题写书扇感谢他。
     1921年，关絅之走上佛教道路。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关絅之有重要地位。他与周舜卿、沈心师、谢泗亭等人于1922年发起成立佛教居士林，这是全国第一个居士林团体。同年，关絅之等创办净业社，施省之任董事长，关絅之任副会长。1927年，净业社迁入觉园。
     净业社是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下属单位，赵朴初在这里做秘书，收发报纸，起草文件。关絅之对赵朴初要求很严。第一次看到赵朴初起草的文字时，关絅之皱着眉头，一边拿笔批改，一边婉言批评：“你的国文很好，毛笔字也好，但佛教有佛教的门径，你要多看佛书。”从此，赵朴初开始研究佛经。后来，关絅之建上海佛教慈幼院并任院长，日常工作即由赵朴初去做。
     1929年4月，中国佛教会成立，关絅之被选为九人常委之一。从此，赵朴初和全国高僧大德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年轻的赵朴初在这样一个佛化气氛里，不知不觉也走上了慈善为本、普度众生的道路。
     1935年秋天，圆瑛法师在上海兴办圆明讲堂，经他介绍，赵朴初皈依佛门，成了在家居士。佛教传入中国后，居士一般指隐居不仕之士、佛教居家修行人士、所有非出家的学佛人士。赵朴初就属于居家修行人士。
     在圆明讲堂，赵朴初接触了卷帙浩瀚的佛经。在经卷和高僧的影响下，赵朴初将自己在私塾和东吴大学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到佛学

淞沪炮弹下收容难民五十万

     淞沪会战是赵朴老人生中一个节点。回忆这段岁月，颇有些惊心动魄。
     “一九三七年，时任上海佛教护国和平会秘书的赵朴初和国民党的救济部门社会局都在上海仁济堂办公。‘八、一三’淞沪战争时，上海大世界落下一颗炸弹。许多人膀子、腿都炸飞了。赵朴初就赶紧下楼看伤员。就在下楼后，办公室的天花板掉下来了，正好砸在他的办公桌上。”
     陈老回忆说：“他走到楼下的时候，仁济堂前的路上已满是难民，社会局停在附近的十辆救济车，司机全吓跑了。在街上，赵朴初碰到好朋友吴大琨，两个人就手拿小红旗，一前一后，带着难民，从上海西藏路往北边的宁波同乡会走。”
     “当时流弹就从他们头上呜呜地飞”，陈老说，当时的宁波同乡会已经没有人了，门锁着，一个巡捕被他们的义举感动，翻门而入，打开门，难民才得以避难。
     陈老说，“后来还成立了很多难民收容所，前后几年总共收容难民五十多万”。

周总理调他到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为振兴佛教，一批佛教人士齐聚北京，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北京商讨成立全国性佛教组织。
     赵朴老在当时已是赫赫有名的宗教人士。为发挥专才，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调他到北京。
     “当时总理告诉赵朴初，有两个工作可以选：一是做救济，二是做佛教工作。赵朴初觉得自己对佛教熟悉，就选择了佛教”，陈老说。
     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四阜内大街的广济寺举行。汉、藏、蒙、傣、满、苗、裕固七个民族的法师、活佛、喇嘛、居士代表共一百四十一人出席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圆瑛法师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毛泽东主席在阅读协会章程草案时，亲笔加注“发扬佛教优良传统”。

当政协副主席有“三不要”

     在随后的日子里，赵朴老历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当政协副主席的时候，他给自己定下“三不要”。
     “中央给他配警卫员，他不要；换红旗车，他不要；换大房子，他也不要。”陈老说，赵朴老有三个考虑：“有了警卫员，我到那些穷朋友家里去，人家还要给警卫安排房子，反倒给人家添麻烦；换了红旗车，耀武扬威的，怕把人家吓着；我们的房子够住就好，不用换大的。”